亚新体育陈建平喜欢红色，它热烈，有生命力。这是他的解读。尤其是在找到亲生父母后的一个月里，他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卫衣。

　　哥哥陈培霖不喜欢红色，“太过浓烈。”他有些嫌弃，但出门时，他还是套上和弟弟一模一样的红色卫衣。陈建平一大早出门买来的，一月很冷，他想为哥哥添件衣服。从小在不同的养家长大，这对双胞胎兄弟分离二十八年后，第一次穿上同样的衣服。

　　“你能认出我们谁是谁吗？”陈建平问身边的人。看着他们一样如弯月般的眼睛，浓郁的眉毛，稀疏的牙齿，同样的身高和声音。那人摇头。兄弟俩像恶作剧成功一般同时大笑起来。

　　1月6日，他们第三次相见，亲生母亲也来了。一个月前，他们找到了亲生父母。故事似乎有了结局。但寻亲成功，只是这个故事最浅表的部分。

　　十九岁那年，陈建平想知道，在同一时空里，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多年前离开汕头后，他又回到汕头，到处找工作。

　　六岁在广东村里生活时，两人就曾偶然相见。这一次，通过以前在广东的发小，他打听到陈培霖的QQ号。已有十多年没有联系，但发送好友申请时，他感觉像在寻找一个熟悉的朋友。

　　陈培霖也在汕头，正为未来的生计发愁。看到好友申请，第一反应是，这小子真厉害，竟然能找到我。不过，他心里早有预感，这一天迟早会来。

　　童年时，很多次陈建平独自在养母孟运枝租住的村子里玩耍，听到有人叫他另一个人的名字。村子位于汕头郊区的未开发区，孟运枝当时是一名清洁工。

　　一天，孟运枝从邻居那里听说，村里还有一个孩子跟陈建平长得像极了。那家人在村西头开着饭店。

　　孟运枝家在村东，她带着孩子走了十多分钟，在西边的菜市场找到这家饭店，和他们家一样是土房子。她看到，一个和自己捡来的孩子一模一样的男孩走了过来。

　　两个孩子站在一块儿，她分不出谁是谁。巧合的是，两个孩子都是六岁。她的孩子叫陈建平，那个男孩叫陈培霖。只有双胞胎才会如此相像。她想。但孟运枝从未核实过自己内心的猜测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孟运枝有意带陈建平到这家饭店买吃的喝的。他喜欢吃店里的鸡爪，陈培霖的妈妈会多给他一只，有时还会塞给他一些糖果。

　　他不知道陈培霖是谁，在孩子眼里，这只是一件“好玩儿的事情”。两个孩子你追我赶，从二楼追到一楼，又从一楼追到二楼，都说自己是哥哥。之后一段时间里，他们在村里碰面，互相看着对方笑。后来出于好奇，陈培霖会到陈建平家里找他玩。

　　孟运枝回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孩子有一天不再来家里玩耍。陈建平也去找过陈培霖，但很快垂头丧气地回到家，告诉孟运枝，说那家人不希望他出现在那里。

　　孩子在长大，孟运枝在变老。在汕头，她去工厂打过工，又去碎石厂搬石头。有次一大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，差点砸到她，丈夫看到她两只手上磨出一道道伤口，不让她再去。她就推着三轮车在工厂门口卖馒头稀饭，那年头总有混混收保护费，找麻烦，她决定不干了，就和丈夫带着孩子回湖北襄阳老家种地。

　　2014年，重新联系上后，他们一年聊几次，每次都只问对方最近在哪里，工作怎么样，把各自困苦不安的一面隐藏起来。

　　他们从来不聊养育自己的家庭和家人。偶尔会提及在失去联系的几年里，各自的生活。

　　小学毕业后，十三岁的陈建平不想回学校，想出门挣钱。孟运枝觉得孩子太小了，“那会儿电脑热门”，她拿钱让他到郑州一家电脑培训机构，“先学门技术”。不到一年陈建平放弃了，复杂的编程字母令他头昏脑涨。

　　离开技校后，他想去大城市打拼。进厂打过螺丝，到北京、上海应聘过销售、保安。陈建平左手残疾，被拒绝了几次，说不适合这份工作。

　　他尝试送快递和外卖。有时赶时间，车骑快了，身体失去平衡，他会摔倒。骑慢了，送货迟到，又被投诉。他想养活自己，“路总要一步步走才行”。

　　有次送货途中，他靠路边骑车，身体突然失控，摇摇晃晃撞上另一辆电动车，车和人同时摔倒。他慌忙爬起来扶对方，对方注意到他只有一只手能动，就让他走了。

　　在大城市里四处碰壁后，陈建平回到襄阳，家人凑了几万块钱开了家餐馆，让他经营。但没几个月，他出了严重的车祸，小餐馆也因此关闭。

　　线上找到对方后，有一年，陈建平在郑州做跑腿，陈培霖刚辞了工作，跑过去和他待了一个月。他想知道陈建平的生活状况，想更了解他，也想照顾他。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陈建平按时上班下班，陈培霖每天买菜做饭。两人吵吵闹闹，依然像小时候一样争论谁是哥哥。有时，陈建平会假装妥协，但没多久，他又不服输，一定要争回去。

　　在别人面前，陈建平总是沉默寡言，很少有笑脸。但在陈培霖面前，他像变了一个人，喜欢咧嘴笑，和他打闹，斗嘴，似乎“有反抗一切的勇气”，不再是小时候那个被欺负不敢还嘴、没有力量的小孩。

　　但陈建平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问，我到底是谁？怎么会被扔在路边？如果有一天找到生父母，他想质问他们，为什么要抛弃他？

　　陈培霖心里想的却是，只有生活不幸福的孩子才想寻找亲生父母。这个世界上，唯一和他血脉相连的人是陈建平。

　　小时候，陈建平经常听到“捡来的”三个字。在广东那个由外地农民工汇聚而成的村子里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陈建平是环卫工人孟运枝捡来的孩子。

　　旁人的一字一句像烙铁，焊进他心里。再大一点，他明白了，自己是被抛弃的。“像垃圾一样”被人扔掉，又被人捡走。

　　陈建平童年的大多数时间在垃圾中度过。每次出去玩，路过垃圾堆，他学养母孟运枝那样，拿着一根棍子四处翻，翻到易拉罐瓶或者矿泉水瓶就捡一些回家，多少能卖点钱。晚上，他跟养父母一起出去，养父母捡瓶子，他拖着塑料袋。

　　贫穷弥漫在他四周。在城中村临时的家是一间松散的土墙房，不时有土块脱落，转角处四根开裂的木桩支撑着。房子大概十几平米，一半是灶台，一半是两层木板床。木板床上落满尘土，墙角堆满折叠的纸盒、积攒的瓶瓶罐罐。屋顶漏雨，父母用塑料袋蒙上一层。房子外杂草丛生。唯一令他欣喜的是，头顶的天空总是那么蓝。

　　养父母舍不得吃穿。逢年过节，别人家里杀鸡杀猪，他家里没有肉吃。他心里想变强，“想早些适应社会，也想赚钱”。

　　不过，身世并不是他人生中的巨大暗影，他说，残缺的左手才是亚新体育。他萎缩的左手像是身体多长出来的部分，完全动不了。他只能用一只手洗脸，穿衣，吃饭，甚至打架。

　　在学校的角落、村子的土堆里，总有一群同龄人围着他，拳头落在他身上，嘲笑声刺耳。他也不哭，只想挨过那阵时间，他便可以回家。

　　被欺负时，他让自己强大的方法是隐忍。放学回家后，孟运枝问他脸上的伤哪里来的，他说摔的。但次数多了，他瞒不住了，孟运枝要去找家长，陈建平拉着不让她去。理由是，他们是外地人，斗不过本地人。

　　有时弟弟被人欺负，陈建涛会帮忙反击。最后兄弟俩一同被揍得鼻青脸肿回家。陈建涛比陈建平大八岁，是孟运枝第二个儿子。他记得，小时候的一天，在广州打工的母亲电话里告诉他，给他捡了一个弟弟，现在家里负担很重，你要听话，好好学习。

　　父母捡来的弟弟，因为只有一只手，身体失去平衡，走路歪歪倒倒，大部分时间，都在地上趴着。

　　陈建涛记得，父母每天凌晨四点，拉着手推车到十几公里外扫马路。他留在家里照顾陈建平，喂他吃饭，帮他穿衣，视线不能离开他。

　　他用一根绳子绑住自己和弟弟的腰。陈建平摔倒了，哭着喊二哥，陈建涛让他自己爬起来，自己穿衣服、上厕所、吃饭。陈建涛想的是，希望一个胳膊的弟弟学会自己生存。

　　面对左手残疾的孩子，孟运枝说，他像折翼的小鸟，“只剩一个翅膀，很难飞起来咯”。陈建平学走路困难，她扶着，让他慢慢地走，快要摔倒时，她飞快抱起。

　　1994年，湖北女人孟运枝到广东汕头打工，那年她34岁。临行前，丈夫对她说，你一辈子没有出过门，到了那个地方，能赚钱就赚，要是赚不到，你就当出去旅游一趟。

　　破旧的大卡车一路向南，走走停停，行驶了五天五夜。那时她有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，留给丈夫照顾。

　　工厂只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。那年冬天，在老乡的介绍下，孟运枝进到一个工艺品厂。每天她把头压得低低的，怕被老板看出年纪。她是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，用彩笔给玩具上色，每月工资三百元。

　　七八个女工围着桌子，每人在玩具上涂一部分，再传给下一个。孟运枝速度慢，面前总是堆了一大摊玩具。其他女工着急，便帮她画。但时间久了，总拖累大家，她过意不去，就辞了工。

　　孟运枝再次托老乡介绍工作。老乡说，现在年轻人都进厂了，正好缺扫马路的人，一个月工资四百元。她和丈夫商量后，丈夫卖掉家里的猪和牛，土地放到生产队，两个孩子送到父母家，也去广东和她一起扫马路。

　　每天天未亮，夫妻俩推着两轮车到马路上，借着路灯的光清扫垃圾。1995年12月的一天清晨，天微微亮，在一个车站旁的路边，孟运枝看到围了很多人。有来自安徽的、河南的、江西的民工，还有些年纪大的、不能进工厂，平日靠捡破烂维生的人。“他们都盯着一个苹果纸箱。”

　　孩子脸上都是泪，穿一件薄薄的小棉袄，裤子也薄薄的，脚上没有袜子和鞋。丈夫跟在她身后，催她赶紧把孩子抱起来。孟运枝解开外套上的纽扣，把孩子裹进衣服里。

　　她记得孩子很小，看上去只有两三个月。在她怀里，孩子安静下来，露出笑脸。孟运枝觉得孩子很聪明，丈夫也一直点头。

　　这对夫妻把孩子抱回出租屋。孟运枝用水兑上面糊，放进锅里熬烂，再一勺勺喂孩子吃。孩子总是笑，眼睛大又圆，睫毛长长的。

　　但孟运枝很快发现，孩子的左手一直不动。她掀开衣服发现，孩子左手小臂摸上去硬硬的，肿了一大圈，肩胛连接手臂的地方凹陷出一个洞。

　　夹板拆掉后，孩子的手仍不能动。孟运枝又去问医生，医生说没办法，这是天生的。她不信，又相继去了五家诊所，都说看不好。

　　陈建平到了两岁半，孟运枝和丈夫讲，孩子一只手残疾，那就让他念书，有了文化，生活会容易些。

　　扫了几年马路，孟运枝又换到一家纤维厂，专门给工人烧开水。工资多了几十块钱。每天上班，她把孩子带在身边。烧水时，陈建平坐在角落里，她叮嘱他不要乱跑。陈建平听话，丝毫不动。

　　捡了这个孩子，孟运枝想的是，再难也比她小时候饿肚子的生活强多了，起码有饭吃。街上菜贩扔掉的菜叶，孟运枝捡回家。路边家具店扔的木头，她捡回去砸碎，打个柴灶，省下煤气钱。

　　陈建平到了上学年纪，孟运枝找了所民办学校，花掉工资的一半。后来，他们搬进附近一间屋顶有瓦、土墙搭建的房子里，一年租金七百元。

　　陈建平会说话以后，孟运枝告诉他，他是捡来的，叫她阿姨就行。后来，她把湖北的两个儿子接到广州，陈建平见两个哥哥叫妈妈，也硬要跟着叫妈妈。同样的食物，两个哥哥少吃一点，陈建平多吃一点。

　　当孟运枝见到陈培霖时，以为这对开饭店的夫妻是双胞胎兄弟的亲生父母，是他们抛弃了陈建平。她暗地里和这对夫妻怄气。

　　陈培霖身份证上的生日是六月初八，孟运枝看到后才确认，在陈建平的身份证上印下同一天出生日期，为他办了户口。

　　六岁的陈培霖第一次见到六岁的陈建平时，看到这个男孩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心里好奇又惶恐。

　　那时他并不懂得血缘至亲的涵义，只是隐约担忧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。养父母似乎也在刻意回避这件事。

　　村里升起流言，他懵懵懂懂，但又不敢问父母。养父母在汕头这个城中村里卖快餐，顾客都是农民工。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，但陈培霖要多少钱，他们就给多少。

　　他害怕，从此产生距离，彼此间竖立起一道隐形屏障。他也怕妈妈伤心，以为他想找亲生父母，会离开她，所以绝口不提。

　　在他们开口时，他已经知道他们要说什么。他心里有个声音在喊：不要说出来！不要说出来！最终，养父母还是说了出来。

　　疑惑贯穿陈培霖的整个青春。他好奇自己是哪里人。很多同学说他长得像新疆人，他知道那里在遥远的西北方。到底有多遥远，他没概念。

　　也是在和陈建平同样的年纪，陈培霖离开学校，不再念书。他说身世并未影响他和养父母的关系，但他的世界的确是在知道自己身世后变了样的。

　　小学六年级时，他就开始“学坏了”，沉迷网络游戏。不上学以后，他成天跟街上的小混混待一起，喝酒闹事。身上剩下十几块钱，就在网吧耗一个月。

　　养父母多次为他的行为“买单”，主要是以金钱的方式。当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时，他感到村里的生活压抑，一心想逃遁，想自由。

　　对养父母，陈培霖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，有爱，有感激，也有愧疚。他说，如果不喝点酒，他不太愿意回想他“残破的青春”。

　　二十岁时，他真正开启一份工作，在汕头一家民宿做店长。原本有晋升机会，但他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写一份工作汇报或者会议议程。前几年，陈培霖游历全国各地，在广州、成都、西藏等城市打工，当厨师或店长，生活两三个月，又换下一个城市。

　　漂泊几年后，他最终回到养父母家里。他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，就是在一无所有之后回到家里，精疲力竭，像条虫瘫在床上，听到养父母在门外窸窸窣窣忙碌。他内心才平静下来。

　　陈建涛当时在工地监工，在旅馆见到弟弟时，他的脸和头严重变形，脑袋膨胀得像气球，面目浮肿到难以辨认。

　　他后来才知道，乘坐同一辆车的人把陈建平送到襄阳市里的医院，但因为没钱垫付，就把他放到轮椅上，推到医院附近的一个小旅社里。陈建平在旅社待了两天，没有续费，是宾馆的服务员打扫卫生时发现了他。

　　心疼和愤怒喷上来，陈建涛报了警。交警队的监控视频里，他看到司机踩油门，弟弟从敞篷车上掉了下来。车跑了很远以后，司机又和另外几个同行者回来看他。通过警方调查得知，车是借来的，司机没钱付医药费。陈建涛没钱请律师，最后事故不了了之。

　　陈建涛把陈建平送到医院后，因为没钱交医药费，陈建平在医院等了五个小时。第一天治疗费用三万块，陈建涛信用卡刷空了，钱还是不够，又找朋友借了九千。

　　在医院，陈建平做了开颅手术，昏迷了一天一夜。医生说时间耽搁了，人可能不行了，下了病危通知书。但他活了下来。

　　昏迷的两天里，就有一个意识在他大脑中盘旋——如果就这样死去，我连亲生父母在哪里都不知道。这像一根刺扎进他肉里，越扎越深。清醒后，陈建平告诉陈建涛，他想知道亲生父母的样子，也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抛弃。

　　原本还有第二次脑部手术，但因为没钱，陈建平能下床走路以后，便悄悄离开了医院。

　　直到出院后，陈建平才把这件事告诉陈培霖。陈培霖说，自己当时脑袋突然一片空白，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弟弟。陈建过来安慰哥哥，说自己活了两次，车祸发生那天，病危通知书下达那天。

　　很快，陈建平开始寻亲。去年年初，他联系上一名寻亲志愿者，得知可以去派出所采集血液，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。陈建平做了采血入库，当时除了陈培霖，没有匹配到其他人，做祖籍分析，也没有任何线索。

　　在找与不找之间，陈培霖与陈建平展现出了不同的态度。他很坚决不同意找，理由是：“父母想你，自然会来找你，这么多年了，没人来找，如果血库里匹配不到，反而会失望。”

　　经历了这样的失望，陈建平差点也决定放弃了。寻亲志愿者每天仍发微信给他，鼓励他再做一次。他又将血样寄到浙江台州市一家能做祖籍分析的公安局。十九天后，有了结果：广东湛江市吴川市覃巴镇的两个村子。他把这件事告诉给陈培霖。

　　陈培霖在抖音上搜索两个村庄的人，再发私信询问谁家丢过一对双胞胎。问到的第三个人，便是生父母家的邻居。家人拉了微信群，做了特征比对，陈建平知道，这次成功了。

　　去年12月，他们做了第二次DNA鉴定。等待的半个月里，陈建平每天失眠，害怕比对失败。

　　视频另一头，女人泪流满面，一直说对不起，他不是被抛弃的。陈建平脑袋嗡嗡的，像穿行在云雾里，看不清母亲的脸，嘴巴机械地一遍遍说着，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，过几天我就回去了。

　　他看过无数寻亲的故事，大多是父母找孩子的，很多孩子是被拐卖的。找到亲生父母后，他从他们那里得知，自己的情况更复杂，先是被生父母送养，他不知道中间是否经历被人贩子贩卖，最后自己被遗弃了。

　　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，很快又恢复平静。他分析，父母找孩子难，孩子找父母容易些。

　　知道陈建平回去，半生生活在湛江吴川一个村庄里的符秀兰提前腾出一间房，买了张床和被子，杀了养的猪和鸡。

　　陈建平摘掉棒球帽，露出左前额那块凹陷的头皮。她看到孩子车祸受伤的脑袋，心一直揪着。

　　符秀兰坐在沙发的另一端，穿着一件淡粉色的呢子大衣。认完亲后，1月12日，陈建平带着她回了一趟湖北襄阳。

　　孟运枝比符秀兰大十四岁，和陈建平一起认亲时，她见到了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，自己养子的生母，也听说了她的故事。

　　符秀兰骨子里有反传统的一面。她出生在海南的一个小村子，从小放牛放羊长大。十七岁时，因为不想在家人催促下嫁人，她偷偷乘船，跑到广东湛江吴川一带的鞋厂打工。家人到处找，她不敢回家。

　　在吴川，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。这个开摩托车载客的男人比她大二十二岁，“人很善良，从来不骂我”。两人日久生情，后来结了婚。

　　婚后，丈夫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，到深圳拉客。有次遇到人抢劫，被人打伤，钱被抢走。后来又出车祸，撞了人，赔光了钱，车也坏掉。他们的生活渐渐没落。

　　那时，符秀兰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。出现妊娠反应那天，她一个人在家，肚子疼起来，她去找村里的接生婆。结婚五年时间里，符秀兰生下四个儿子。

　　第六年，她再次怀孕，那时她二十五岁。她想生下来，但丈夫担心养不了，于是她去医院堕胎。医生劝她不要拿掉孩子，很危险。她自己也不忍心，就放弃了。

　　符秀兰回忆，在生双胞胎时，肚子痛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早上，第一个孩子出生后，疼痛缓解了些。她以为结束了。接生婆说，还有一个，你肚子里还有一个。

　　第二个孩子生出来，她看到孩子的一只手淤青，逐渐变黑。接生婆说被血堵住，就在孩子手臂上打了一针。后来孩子的上臂肿起来。他们带孩子去了两次医院，但因为没有钱，没有治疗。孩子的手垂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这成了陈建平残疾的左手。

　　孩子们一个个来到世上，符秀兰无法喘息。丈夫在外打零工，她不能同时又种地又照顾六个孩子和年迈的婆婆。实在忙不过来，她让七岁的老大和六岁的老二照顾几个弟弟。她种田时，孩子们在家里饿得哇哇哭，大儿子负责煮饭喂弟弟们。

　　符秀兰说，很多人知道她生了六个男孩，有人找到丈夫，问他想不想送养，有一家是老师，说是生活好过，可以给孩子治病。她想了几天，如果一起收养双胞胎兄弟，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她就愿意。

　　她记得，那天是农历十一月，下着雨，接走孩子的中间人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穿着雨衣。两个孩子递过去后，符秀兰转过身去，不敢多看。

　　送走两个八个月大的孩子后，符秀兰夫妇带着四个孩子回了海南，老家的父母能帮她带。几年后，一家人又回到广东生活。符秀兰去找中间人打听双胞胎的消息，但中间人已经不知去向。

　　二十八年里，符秀兰深信两个孩子过上了更好的生活，孩子受伤的手也得到治疗。按她的说法，她想知道孩子们在哪里，托人打听，但一无所获。

　　孩子们都已长大，但符秀兰的生活更加沉重。丈夫中风二十多年，大儿子有精神分裂症，四儿子有红斑狼疮。她的每一天都如同昨天，帮人打零工，仍然是有时种田，有时养牛，一天挣个一百块，有时能到一百三。

　　1月12日，符秀兰来到襄阳，她想当面感谢孟运枝。和儿子相认前，她从没说过普通话。很多想说的话，她无法形成流利的语句。

　　有媒体让她对着摄影镜头，说一句，感谢孟运枝养了自己的孩子这么多年。她嘴唇抽动几下，神色紧张，始终说不出一个字。她用一只手捶着胸口，最后，转身在孟运枝身前跪下，反复说着“谢谢”。

　　在符秀兰的命运里，孟运枝看到了自己的命运。她有很多疑问，但不忍心再问符秀兰了。

　　饭后，一家人闲聊，孟运枝对他说，“我这一生让你吃了不少苦头。”他不停地摇头，站起身，搂着她的肩膀，扶她坐到沙发上。

　　陈建平说，现在他有两个家，两个妈妈。孟运枝说，她老了，能为孩子付出的不多了。当孩子跟她说想找亲生父母时，她心里反而是高兴的。“孩子应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。”

　　符秀兰到襄阳的第二天，陈培霖也去了那边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来？他说，自己只是在早上睡醒后，心里有股冲动，但说不出来原因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指引着他。

　　陈建平认亲六天前，陈培霖去了一趟生父母家。生父母家在粤西，养父母在粤东，相隔约八百公里。

　　这次见面，陈培霖跟堂姐堂嫂聊自己的生活，但几乎不跟生父母说话。符秀兰杀了两只鸡炖给他吃，想靠近他，却又不敢。

　　认亲仪式前两天，陈培霖把找到亲生父母的事情告诉了养父母。那天是1月4日，他心情沉闷，和养父聊完之后，跑去外面喝酒，凌晨两三点才回家。

　　他反锁了房门，养父站在门口，隔着门一直问他去不去认亲仪式，他说不去。以前，养父母跟他说过，有机会就去找一下亲生父母，这样能知道根在哪里。但他过不了自己那一关。

　　时过境迁，很多细节已经混乱。陈培霖过去从养父母那里听到的自己身世是：他们在路边摆小吃摊，有一男一女抱着一个孩子出现，两人瘦巴巴的，用潮汕话说自己生活困难，问他们要不要领养这个孩子。养父母看孩子朝他们笑，觉得有眼缘，就把孩子抱回家，只给两人一些营养费。

　　陈培霖一直相信，自己是养父母收养的，而不是被贩卖的。至于中间经历了什么，没人知道。

　　但他仍对这场事先预谋的分离耿耿于怀。对于生母的说法，他有疑问。尤其是当他有了女儿后，对于父母送走自己的行为，更难以理解。

　　他心里的另一个疙瘩是，就算这次，也是他们找到生父母，而不是父母主动找到他们。他坚定地认为，“爱你的人，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你，就算找不到，也是一种毅力和勇气。”

　　认亲当天，是他在六岁之后，第三次见到双胞胎弟弟陈建平，也是二十八年里，第二次见到亲生母亲。

　　他觉得自己和弟弟有情感纽带，“相见时，不觉得陌生”。但面对符秀兰，他无法理清内心复杂纠结的情感。有媒体让他面对摄影机镜头叫一声妈妈，他拒绝了。他形容那种感觉像有水泥封住喉咙，他喊不出口。

　　陈培霖想，他和弟弟的人生轨迹早已被改变了。他无法真正回归到原生家庭里。看到弟弟沉浸在刚获得的幸福感里，他不忍心破坏。

　　在襄阳和弟弟见面的第二个晚上，陈培霖一口气喝了三瓶啤酒，脸上泛出红晕，倾靠在酒店沙发上。他点燃一支烟，才坦露自己内心的想法：“其实我只在乎我这个弟弟”。

　　他知道符秀兰不容易，“但是每个人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”。他说的代价是指，亲生父母和子女之间情感的丧失，以及他内心的疏离。

　　陈建平知道哥哥的心思，他觉得，自己和哥哥的人生经历不一样，暂时不能接受生父母，也有他的道理。

　　在襄阳，符秀兰第一次到陈建平生长的地方，他带她去当地一个仿唐朝建筑的景点。母亲换上唐装，化妆师为她化妆。他偷瞄了一眼镜子里的母亲，又羞涩地把头扭开。

　　符秀兰能感受到，两个孩子对她的态度不一样。在他们相处的两天里，陈建平给她夹菜，一直喊她妈妈。而陈培霖从来不敢正视她，符秀兰的目光总是追随他，他会故意避开她的视线。“我从小到大不在他的身边，他肯定不能接受我”，有时，她会喃喃自语，“做母亲的，很想自己的孩子的。”

　　用陈建平的话说，生母是“一个苦命的女人”。只要有活儿，她就去干，种玉米、辣椒，插秧。“挣一天吃一天”。因为要照顾中风的丈夫和两个生病的儿子，她不能离家太远。

　　人们会说，阿兰呐，你这么拼命干活干吗？你生这么多孩子，全部出去打工，一个人每月给你1000块，你不用种田了，够你吃了嘛。符秀兰说，没人知道家里真正的样子。

　　陈建平知道原生家庭的情况后，二十多年里积攒的怒气瞬间消散。关于过去，他不想再问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他感到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。生父今年76岁，患有痴呆，家里全部靠符秀兰一人支撑。他想帮助他们，却又无能为力。挫败感从养父母的家庭延续到生父母的家庭。

　　从车祸到现在，他没有能力挣到第二次脑部手术的费用。有时，脑袋隐隐作疼，神经像被撕扯，他反应明显迟钝了些。

　　冬天路滑，他有次骑车摔到头，在某刻突然失去意识。清醒过来，他记不起自己怎么摔倒的。但他会立马下意识爬起来，好像这样就不用去医院，不用花钱。

　　他想找一条出路，开起了网络直播。在亲生父母家里时，他和陈培霖直播连线，亲生父母和三哥出现在画面里。

　　大哥因为有精神分裂症，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陈培霖让陈建平多带他出去走走，心情会好些。

　　陈培霖认为，直播带货这条路相对轻松，适合弟弟，但他又害怕弟弟在网络上说错一句话，遭到黑粉攻击。令他苦恼的是，他自己也挣扎在生活中。去年，他回到村里创业，从养父母和朋友那里借钱，凑五万开了家快递驿站，但一直亏损。刚出生七个月的孩子嗷嗷待哺，家里的开销主要靠他一个人支撑。无力帮助弟弟，他也会自责。

　　他们仍像孩童时期那样打打闹闹，互相掐对方的脸。一个趁另一个不注意，跳起来压到对方背上，一不小心，一个趔趄，两人跪倒在地上，一阵哄笑。